更新：2026-07-25 23:05:50
七十一岁那年配资资讯网站，大江健三郎站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台前，说起日本，声音不高，却把话说得很重：
很遗憾，日本很可能重复历史。
那是一九三五年出生的日本作家。诺贝尔文学奖、东京大学、法国文学、战后日本文学旗手，这些名头都在他身上，可他最放不下的，偏偏是十岁以前的日本。
他忘不了。
四国爱媛县山村的小屋里，少年大江每天听老师讲天皇，听战争，听效忠。教室里有旗，孩子们站直身子，把被灌进去的话一遍遍说出来。
一九四五年，日本战败。大人们忽然改口，学校里原先神圣得不能碰的话，也跟着碎了。
那一刻，他心里大概明白了：一个国家的孩子，可能被整齐地教错。
这就是伤口。
后来，母亲从箱子里拿出一本小小的《鲁迅选集》。那本书原先被藏起来，因为战争年代，在日本山村保存敌对国家作家的书，本身就带着危险。
少年翻开书页，读到鲁迅。往后几十年，他写小说，写广岛，写冲绳，写残疾儿子，写日本人不愿意看的那一面，鲁迅一直在他书桌边。
他没有绕开。
一九六三年，长子光出生，头部有先天疾病，智力发育受影响。医院病房里，年轻父亲看着襁褓里的孩子，手里攥着决定书一样沉重的现实。
第二年，他写出《个人的体验》。不是把苦难端出来卖惨，而是把一个父亲想逃、又回头的那只手，写在纸上。
这只手，后来又伸向广岛。
《广岛札记》里，他看见原子弹受害者脸上的疤，也看见日本社会把自己装成单纯受害者的习惯。到了《冲绳札记》，他写二战末期冲绳平民的死亡，写军队、命令和沉默。
有人告他。
官司拖到二〇〇八年，大江胜诉。那几年，他已经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却仍要为一本旧书站上法庭。
二〇〇六年九月九日，北京。中国社会科学院会场里，白发大江戴着圆框眼镜，讲题叫《始自于绝望的希望》。
他提到一九六〇年第一次来中国。那时他二十五岁，东京正爆发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大游行，女学生桦美智子死在冲突中。
北京王府井全聚德门口，周总理用法语对年轻的大江说，向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。大江后来记得很清楚：那天，他面对烤鸭，一口也咽不下。
这个细节，像一枚钉子。
四十六年后，他再到北京，讲的还是同一件事：日本不能遗忘亚洲，不能把战争责任擦淡，不能让民粹和国家主义重新抬头。
他的话不是空喊。二〇〇四年，他参与发起“九条会”，守护日本宪法第九条。二〇一一年福岛核事故后，他又站到反核集会上，要求日本放弃核电。
可他担心的影子，往后并没有散。
二〇二五年，日本参议院选举中，打出“日本人优先”的参政党拿下十四个改选议席，选后在参议院共有十五席。二〇二六财年，日本内阁批准超过九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，远程导弹、无人装备、反击能力，一项项写进账本。
他怕的不是日本强大，而是日本忘了自己曾怎样走向危险。
二〇二三年三月三日，大江健三郎去世，八十八岁。消息传出时，他的书桌已经安静下来，那些关于广岛、冲绳、鲁迅、宪法第九条的文字还留在纸上。
最后的画面，不在领奖台上。
它更像一间东京书房：老作家坐在桌前，手边放着鲁迅的书，窗外是晚年的日本。他低头看纸，笔尖停了停，还是写下那句沉重的提醒——
遗忘历史的国家，最容易重新走回历史里！
参考资料
一、新华网：《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去世》
二、人民网：《大江健三郎北京演讲：“始自于绝望的希望”》
三、中国新闻网：《大江健三郎：忧心中日关系，但更相信希望》
四、解放日报：《成立仅五年便异军突起，参政党啥来头》
五、AP News：Japanese Cabinet approves record defense spending配资资讯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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